陈拱认为，墨子兼爱观念，详说即兼相爱交相利，稍简之则为相爱、相利，再简之，则只是一个兼字。
二、焦点问题的纷纭变化上面我们简单回顾了一下在中国哲学学科化以后，宏观视野下张载研究倾向。我们以虚、气以及万物关系为例。
张岱年先生也成了当时及后来相当长时间内大陆张载研究的代表性哲学史家，在1980年代问世的研究张载的著作往往请张先生作序，这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时张岱年在张载研究方面的影响。需要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对张载哲学新语境下的重构，而要在古今中外的哲学思想资源下，依托张载的文本与基本哲学观念，立足于张载又不拘泥于张载，将中国哲学的创作不只在史的局限下，而拓展到思的领域，实现所谓史与思的融合与互动。对于张载的研究也是如此。冯友兰、张岱年、姜国柱、陈来等是持此论的论者。在冯契先生影响较大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9]中，冯先生把张载放在中国古代哲学的整个逻辑链条上来考察的，以范畴演进来论述中国哲学史，但具体论及张载时，也依然重视对张载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下的逻辑分析。
实际上，在虚气问题上的争论，反映出了，在中国哲学学科化以后，受西方哲学宇宙论和本体论的影响，为了适应以西释中的需要，必须在张载哲学的根源出作认真的推敲，所以这个问题就明显的暴露出来。张载本人以及在哲学史上有重大理论成就的哲学家在面对经典时，大多都是着意发挥，而不是着意形式重构。然圣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犹金之分量有轻重。
年谱记载，王阳明出游居庸三关，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询诸夷种落，悉闻备御策。而从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若草、木、瓦、石之类，亦有良知否？先生曰：‘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真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公元1505年，明武宗正德元年，王阳明35岁，因言获罪，廷杖下狱，出狱后被贬龙场驿。
革命派孙中山、章太炎、宋教仁。旧无居，始教之范土架木以居。
就其勋业事功而言，临危受命，转战江西，只身平叛，生擒宸濠。向外追寻到向内追寻的转化，更将问题拽出无休止思辨争论的深渊，而归之于实践性的学问。万物归于一心的同时，王阳明亦认为一心只是万物，他说：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必有事焉的工夫，就是指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是要人时时刻刻志在尧舜，志在格物致知。
这种将一切都视为统一的思维也是王阳明典型的思维。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人之才气如何同得？这是讲人与人才情之不同，不能让人通做一般。年谱记载，十二岁时的王阳明，常问塾师曰：‘何为第一等事？塾师曰：‘惟读书登第耳。
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故而后世儒学非常重视集义。
苟能致之，即与圣人无异矣，这是将儒家最高追求之圣人等同于良知，王阳明被贬龙场，生死忧患之际，自问圣人处此，当有何道？圣人处于那个境域，靠的是什么？在王阳明看来，即是靠人先天本有的良知。这是说现在的我，就依着现在我的良知所判断的是非，来做良知觉得该做的正确的事，不做良知认为不正确的事，事事求个符合当下的良知，求个心安。
对王阳明思想的阐述文字，可谓汗牛充栋，所以，我们这里只是对其思想进行一个述要。能超越生死的这一光明之心，便来自于王阳明决断性地把握到自身整全的缘构境域而内得于心的个体性真理。圣人处于生死忧患之地当如何自处？在王阳明看来即是依靠良知分别善恶的功能以行事处事。就后者而言，康德所论道德律的特点在于普遍的有效性和客观性。故杨国荣先生认为，这种对心的二重性的规定，使得陆九渊的学说具有一种内在的矛盾与紧张。正是这个原因，我们说，王阳明的学问，是决断之学。
王阳明又举例来说明格物的方法，他说：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认得一段，走到歧路处，有疑问便问，问了又走，方渐能到得欲到之处。逐胡儿骑射，胡人不敢犯，是年先生学兵法。
此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间提撕警觉而已。但这里的问题是，我们前面讲过，王阳明认为人与天地万物一体，良知、心、灵明、意、事都是一体的，共同的良知与不同的才情如何能同在呢？如果说良知只是个灵明知觉，等同于西方的贝克莱，那么良知的道德性就无从谈起。
《传习录》记载：在虔，与于中，谦之同侍。在王阳明思想中，心是最重要的概念，我们通过对其思想中心与理的关系，心与物的关系，以及心与心的关系做一个简要的阐述，来把握王阳明心学的特质。
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那么，成圣，或者说为第一等事的最大问题也是全部问题，就是怎么样使自己达到完全依照自己良知而行的境界，即所谓圣贤境界。总结起来说，在王阳明那里，良知的特质在于良知即是心，良知即是天理，良知即是圣人之所以为圣的原因。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
于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这才使得幼年的王阳明将第一等事与读书学圣贤等同起来。
致良知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认得一段。至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问题，则是良知明明白白的事情，不用自己操心。
王阳明的问题，正是我们所说的政治哲学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阳明心学作为一种精神特质和民族品格，已经深深的植入中国民众的心中，作为一种不由自主的力量，暗暗的、深刻的影响着中国社会。
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就心的个体性而言，王阳明认为人有才情不同，成色分两之别。政治哲人拒绝承认在物理时空中的存在者拥有现成化的一劳永逸的化解张力的方案，政治哲人知道对张力的化解只能在实际的具体的张力中依据自身对自身整全缘构境域的把握来做出具体的决断，从而化解张力。更是宋明心学能有恢宏气象的思想源流。
别样的缘构境域，必然孕育别样的张力。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必有事焉者，只是时时去‘集义。区区因与说我此间讲学，却只说个‘必有事焉，不说‘勿忘勿助。
最后，终于把握到自身整全的缘构境域，获得了内得于心的真理，那便是对良知的体认。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的难题横在王阳明的心中，这一王阳明缘构境域中出现的重大张力，直到被贬龙场才得到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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